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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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平:关于普惠金融的几个操作性问题的思考
2017年11月08日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网络借贷专委会主任委员谢平

  我讲几个比较具体的关于普惠金融的操作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要问普惠金融是一个业务的定义还是监管的定义?目前存款、贷款、支付都是明确受监管的业务种类。但对普惠金融的概念目前来讲还是比较模糊的,监管意义不是很明确的一个概念。像人民银行这次在定向降准的文件当中是这么定义的,“对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对原来的标准进行了优化,聚焦单户授信500万元以下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型贷款,以及农户生产经营创业担保,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助学等贷款”。注意,人民银行这次降准文件当中对普惠金融有了一个定义,但是这个定义主要是从贷款的角度来考虑,它指的都是银监会批准的持牌金融机构做的普惠金融业务。社会上很多未经批准的金融机构,或者说非正式牌照的金融机构都打着普惠金融的旗号,做互联网金融业务。目前说我是做普惠金融的,好像还有一个道德高地。而且我记得,几个月以前人民银行研究局的官员也说过,有好多机构打着普惠金融的旗号,但是做着非法金融业务。再几个月前,我记得人民银行易纲副行长也说过,做金融业务必须有牌照。那么问题就出来了,普惠金融是不是受监管的、必须要批准的的市场准入的金融业务。由于这个界定不清楚所以出现了很多监管套利。我认为应该把它搞清楚。因为普惠金融后头还有一堆政策,比方说定向降准、风险容忍度宽松、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等,这些政策都只针对银监会监管的银行类金融机构。对于其他非持牌的互联网类金融机构就没有这些跟普惠金融挂钩的优惠政策,这也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一直还是不清楚,没有把普惠金融作为一个监管定义,而仅仅是一个业务定义呢?现在慢慢的大家感觉到,原先这个问题没关系,但是有了互联网金融概念以后,又跟互联网金融的定义交叉相关。现在互联网金融、普惠金融,正规金融机构干普惠金融,普惠金融事业部,这些概念在整个监管逻辑上还是有点混乱的,在具体操作当中还是应该把这个理清楚。否则这个事情目前来讲我们技术支持也好,基础设施也好,征信也好,这些东西的真正定义还是不清楚。我的意思是一行三会应该把普惠金融的概念从监管的角度理清楚,它不仅仅是金融业务,在监管者角度看,究竟这个事情怎么做,该谁做,或者说谁不能做,或者说谁要做了但哪些事情不能做,这是要定义清楚的,这是第一个可操作性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非持牌互联网金融机构可以通过民间借贷进行贷款活动,而且表面上也是说用现代技术手段来做普惠金融,或者是说他们运用了很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手段来做。本来民间借贷是一个很窄的概念,但是因为有了金融科技以后就有了社会外部性了,外部性越来越大,长尾效应、网络效应、规模效应就体现出来了,这样就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了。它跟普惠金融又交叉到一起,又不受监管,所以目前才获得了一些争议。这也是一个问题。民间借贷和普惠金融的交叉,再加上金融科技、互联网金融以后显示出了很大的社会外部性,目前来讲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它。

  第三个问题,支付,比起存款和贷款,支付实际上在普惠金融当中是最重要的。实际上从支付的覆盖率来看,中国普惠金融的可得性应该是世界第一的,而这个世界第一又主要是取决于第三方支付。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第三方支付的基础又是在银行账户,数据基础又是在三大电信运营商。有些第三方支付机构为什么会做得这么好,而这么多国有银行、电信运营商给他们提供的基础,当时就没做出来,这个问题就看得出来,国有银行有体制上的缺陷。我记得三年、四年以前跟国有银行说,你们不能轻视第三方支付的兴起,他们不以为然。因为当时我是四大银行的股东。我说咱们这么有钱,这么多科技,这么多人才,现在看就没做过他们,三大运营商有第三方支付牌照但也没做起来。最近冒出来很多以普惠金融名义做互联网金融的机构,他们的依托都是在第三方支付,最后才依托在银行账户上,形成了一个互联网金融的基础或者普惠金融的基础。这个问题给我们的提示是,正规持牌的金融机构、国有银行为主做普惠金融,究竟能不能做好?我们相信能做好,强制他们建立事业部,给他们优惠,给他们税收,给他们定向降准,给他们资本充足率的容忍度,希望他们能做出来。为什么呢?普惠金融这个东西按道理讲,不适合P2P来做,因为风险比较分散,违约的可能性比较大,没有信用记录。理论上讲,大机构应该做得起来,因为大机构最大的好处是能够吸收比较低利率的存款,能够承担得起比较大的科技成本,能够内部交叉补贴。美国的社区银行也是政府强制大银行在每个社区开银行,我们国家也曾经强制过设立乡镇银行。按道理讲,普惠金融的特点应该是大机构或者说比较大的正规银行来做,利用网点,利用内部交叉补贴,利用技术和风险识别,能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但是这么多年来我们还是做得不够。现在看来,只有一个省例外——海南。我跟我的同学贝多广去海南调研,海南很奇怪,就是正规金融把普惠金融做好了。非常简单,海南的信用社、省联社底下的机构挨家挨户开户,而且海南是第三方支付不是很发达的省份,可能跟地域也有关系。李均锋主任可能比我清楚,那边的省联社比较强大,基本上把农户的开户全部拿过来了。海南做得很简单,就是每个村都派人去挨家挨户开户,下载手机APP,而且盈利了。海南成功是靠的正规金融,但不是靠银行,而是靠省联社。目前普惠金融靠国家的政策补贴,如果好好做,可能做得更好,可得性、覆盖率能够比现在更好。

  最后一个问题是普惠金融和监管的问题。也许跟刚才有点重复。有了互联网以后,原来的民间借贷具有更大的社会效应。目前我国是机构主导的监管,成立事业部或者是给定向补贴。同时,大量网贷机构都在做普惠金融,存在利率问题、资金托管问题、贷款主体和对象问题、单一贷款额度问题、信息披露问题、税收问题、补贴问题等等,这些都是行为的问题,但是没办法监管。因为他们不是银监会审批的,不是人民银行认可的。这些都涉及到普惠金融的每一个具体环节,目前还没有对这些行为具体定规则,所以金融监管跟不上普惠金融,尤其是互联网金融下的普惠金融发展的现象才这么明显。而且我们还要面对一个新的现实,现在的对象可能大部分都是80后、90后、00后,这些年轻人接受的无指定用途贷款不属于普惠金融,但是他们又是普惠金融的对象。这批大量的年轻人群,将来对普惠金融的工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们就是非理性消费者,没有信用记录,应该怎么办?有点像今年诺贝尔获得者一样,从金融行为的角度看他就是非理性的。我们现在的基于金融界传统的假设就变成非理性假设,好多金融业务原则、监管原则也得变化。这些事情对普惠金融事业的发展会带来很多新的挑战。

(根据现场速记整理,未经发言嘉宾本人确认)